郭金喜：解除顾虑是打通复工堵点的关键

复工之于我国经济保卫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中央到地方，均出台了诸多政策，有些地方甚至在派出包车和专列迎接新居民的同时，还积极动用财政资金着手更激进的“抢人”。但各方面的消息也表明，复工仍面临各种障碍，有些地方有效复工率过低。

防疫物品不足、员工到岗率低、物流不畅供应链保障不足等复工堵点的背后，实际上是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我国百万亿GDP的经济规模，已高度地依赖于高频度的社会流动、高效的市场配置和广泛的国际间、区域间、产业间、企业间和个体间协作。不激活社会、不恢复整个市场秩序，复工就难以全面推进，其可持续性也面临不小的压力。显然，社会与市场依然未能从冻结状态中充分激活的根本原因，不在疫情本身而在因疫情诱发的顾虑－－遍及全国各地、社会各阶级的社会性顾虑。

从顾虑视角出发，影响复工的关键利益主体主要有三：企业、政府和员工。虽然企业基于各种原因也存在一定的顾虑，但其程度是最轻的、要求复工的愿望是最强的。真正卡住复工大规模推进的社会性顾虑主体，一是地方官员，另一是员工。

地方官员的问责顾虑，使部门协调与区际协调难以达成。防疫工作任务重、压力大，实际条件复杂多变。进入复工战线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基于过往的考核与问责经验，在政策不明朗缺乏明确安全信号的条件下，极易采取保守策略从严审核复工企业，把支持复工变成为复工审批。处于防疫一线的官员，基于问责因素考虑，多数倾向于宁过勿缺的工作策略，极易将内紧外松变为“政策松、执行紧”，致使区域分割与封锁难以真正打破，促畅通的协同效应难以真正形成。有些区域的执纪部门没有根据实际条件和复工的需要，存在过度执纪的现象。此外，也确实存在一些地方在担心人口流入的同时，也在担心输出病例和风险回流。

员工的健康安全顾虑，使大规模的社会流动难以形成。持续的经济发展成就，已让多数员工更多地关注健康。“在家在家在家”等各类宣传的反复强调，已让多数人对病毒产生恐慌心理进而更多地采取保守策略。在政府尚未明确宣布退出防疫应急模式的条件下，不少经济条件较好的员工基于心理压力不愿复工。由许伟攀博士研制的“城市满血指数”表明，截至2月14日，多数城市的人员回归不足三成。过度管控和员工的安全顾虑，让春运高峰迟迟不能出现。

显然，不打消各利益主体的顾虑，就不能真正让市场和社会恢复信心。建议推广浙江等省运用区域风险评估和流动人员健康码等积极做法，建立健全容错“容病”机制，加大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在“管住人、畅通物”统筹协调力度，分类分县施策，解除各方顾虑，打通梗阻，让复工复产工作真正硬起来。

建立健全容错“容病”机制，从制度设计上消解顾虑。与各类病毒共存，将是我们面临的持久困境。实践一再表明，新病毒传染性强但杀伤力较弱，只要科学应对，疫情风险就可防可控。目前，除湖北外的省（市、区）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医学观察人数持续下降，数省（市、区）出院人数也持续超过了新增确诊病例，不少省（市、区）新增确诊病例已降至个位数。只要能够精准识别，把控“三返”人员“变量”，切断传染通道，少量病例并不会引起大的社会风险。要减少“既要又要还要”式的政策模糊性，完善容错机制，明确鼓励地方官员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复工创造积极的政策执行保障。按流行病学要求针对重点人群高标准保留有效防控措施的条件下，设立“容病”机制，零星案例的增加不改变风险等级。复工过程不排除发生新增病例的可能性，但只要新增病例是偶发的，在可控风险内，除对相关企业和密切接触者进行严控外，不影响区域整体已有的复工工作。　　

完善疫情风险评估机制，从施策环境上消解顾虑。解除顾虑、恢复全社会信心最有效的办法，是降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响应等级。受经济联系、人员流动和管控措施的综合影响，我国的疫情程度已呈现出鲜明的区域分布特征：全国集中于湖北，其他省份集中于一小部分县（市、区）。从公布数据看，如果剔除湖北的影响，其他省份的防疫战已经迎来拐点。非湖北区域，多数县（市、区）已连续多日无新增病例。目前，贵州、江西等已率先停止应急模式要求县市全面复工。建议中央政府鼓励和支持省级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降低应急响应等级甚至退出应急模式，省级政府按照风险评估等级分县统筹加快推进防疫与复工事宜。除重点疫区外，尽快推动物流和人流的常态化。中央和省级政府要加强督查，优化执纪，严禁各地层层加码，切实保障人流和物流的畅通。

同时，为减少社会性顾虑和人员恐慌，建议在风险程度低的县（市、区）率先停止“在家在家在家”公告；恢复城乡公共交通，启动区域内全面复工，只要企业安全条件达标，不论产业和规模，均可复工。其他区域按照风险程度分类分步推进。建议在各区域积极动员社会力量，通过设立心理热线、心理防疫科普微课和心理支持微信群等，大力推进心理疏导工作，缓解社会成员对社会流动和复工的安全顾虑。

（作者郭金喜，系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