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上海文创产业总产出20404.38亿元,其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增长18%,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2.5%,游戏业增长50%,网络文学销售收入增长37.5%。在全球遭受疫情冲击的背景下,上海展现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强大前行动力。”昨天下午,“2021上海文化发展系列蓝皮书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分部举行,上海社科院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花建列出一组令人振奋的数据。
文化设施总量位于全国前列
《上海文化发展系列蓝皮书》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建设的品牌产品,由文学研究所主编,已连续出版逾二十载。当天首发的《上海文化发展系列蓝皮书(2021)》聚焦上海文学、文化、文化产业、公共文化服务、电影产业、文化交流、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领域,系统梳理了上海文化建设现状,预测、展望上海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提出未来上海加快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进一步提升上海文化软实力的主要路径和具体举措。
“疫情的极端影响放大了文化生态系统中存在良久的脆弱性,但也让其中最坚韧的部分显露出来。”《上海文化发展系列蓝皮书(2021)》主编、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所长徐锦江说,经历疫情的特殊一年,本年度《上海文化发展系列蓝皮书》试图描述疫情中文化生态受影响的状况、展望后疫情时代如何重启,并重在对城市软实力中的核心部分文化指标成果进行年度整体分析,总结“十三五”收官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对“十四五”规划建设文化强国进行前瞻研究。
研讨会上,多位专家认为,本年度《上海文化发展系列蓝皮书》中呈现的多套城市文化指标体系值得关注。如,在《上海文化发展报告(2021)》收录的《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评估研究》中,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黄昌勇等提出由城市文化生产、文化生活、文化生态组成的“三生”指标体系。
从文化生产领域来看,上海的文化设施种类齐全,总量位于全国前列。上海每百万人拥有博物馆5座,远高于全国2.3座/百万人的水平,基本达到发达国家每20万人1座的水平。上海的图书馆数量仅次于巴黎,超过伦敦、纽约、柏林、新加坡、东京;上海的书店、电影院和电影银幕数量在与其他各大文化大都市的比较中也处于领先位置。按照百万人均拥有量计算,上海的艺术演出场所每百万人拥有量为4个,每百万人拥有座位数为7.2个,均居全国前列。在文化生活领域,博物馆和画廊参观人次占全市人口的百分比、图书馆借书人次、电影院入场人次等指标也相对领先。从文化生态来看,上海市民表现出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市民从态度和心理认知层面已经做好了面向一个更开放的上海的准备。同时,在与国际其他文化大都市的比较中,上海文化产业发展政策体现出了独特优势。
上海城市文化具有巨大活力
“上海的文化生产数据突出,各种文化设施种类齐全,总量位于全国前列,同时在国际上也较为站得住脚。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方面,上海已经基本实现了‘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的要求,市民对文化设施的总体满意度也较高。复工之后,上海电影票房迅速回暖。不仅是电影,在艺术场馆参展人次、街头艺人数量等方面的指标数据,均显示出上海文化生产的繁荣给文化生活带来的利好,可见上海城市文化的巨大活力。”黄昌勇认为,通过“三生”指标的比照分析,上海已具备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基本样态,同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气质和风格,彰显出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社会主义特征。“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显要特征之一,就是要具备高度现代化的文化设施和完善的文化服务功能,并通过其出色的文化品牌发挥对周边以及全世界的影响。对上海而言,在文化生产方面,文化设施和文化品牌建设需要进一步增强;在文化生态建设方面,文化多样性与文化活力需要进一步强化。”
“国际文化大都市是全球城市的特殊形态,主要体现于它不仅具有全球城市的普遍性特征,而且具有一般性全球城市所不具有的文化软实力。在全球城市竞争中,文化吸引力、文化创造力和文化竞争力融合形成优势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上海交大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两位学者刘怡、徐剑建立了由人文生态建设、公共文化设施、公共文化供给、公共文化参与、文化市场、文化经济发展、文化教育、互联网发展、文化旅游、文化全球影响等十大维度构成的“国际文化大都市评价指标体系”。他们的研究显示,目前上海市民的公共文化参与度位居全球城市前列,上海市民对艺术表演、参观博物馆与画廊、观影、城市马拉松等文化活动的参与主动性和积极性,反映出市民的文化精神需求日益增长和城市文化传播力的有效转化,上海市民对居住城市拥有较高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文化旅游、文化教育、互联网发展等其他指标上,上海也发展迅猛。
“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有很强的后劲,对标纽约、东京等国际都市,上海在核心文化产业规模、产值和竞争力等方面尚存在差距。”刘怡、徐剑在《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优势、机遇与挑战》中提出了“发展具有竞争识别优势的文化产业,形成高效整合的全产业链”“围绕城市优势文化产业,建立超级地标文化街区提升文化全球影响”等对策与建议。
同时,花建也表示,“衡量一座文化大都市,不仅要看文化设施的数量,还要看文化创新主体的活力和平台的影响力,能在多大程度上带动整座城市的发展。”(施晨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