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千里“南宋理学路”｜寒泉之会：朱熹、吕祖谦合编理学巨著《近思录》

中国发展网讯 南宋乾淳年间，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南宋理学家们在浙闽赣间穿梭往来、论学问道，隐约闪现出一条连贯千里的“南宋理学之路”。淳熙二年（1175）春夏之交，吕祖谦入闽访朱熹，过三衢，游五夫里，合编理学巨著《近思录》，主持“鹅湖之会”......

这条理学路，赋予山峦水色新的生命，熠熠生光，弥久不衰，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笔丰富可观的遗产。

这趟载入中国思想史的风雨行程，有《入闽录》为记。800多年后，我们读吕祖谦《入闽录》，重走这条“南宋理学之路”。追寻先贤踪迹，探访浙学渊源，体察理学体系构建中浙学的贡献。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4月下旬，闽北建阳的初夏暖意融融。南宋两位最富盛名的理学大家朱熹、吕祖谦，在这片理学氛围浓郁的土地上“蹲点”11天，合编《近思录》。

这次史称“寒泉之会”的相聚，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事。《近思录》被后世奉为“性理之祖”。

800多年风雨轮回，朱熹思想被后代尊奉为官学，并与孔子并提，称为“朱子”。但关于《近思录》另一编纂作者吕祖谦的贡献却少有人提及。不禁要问，著述《近思录》时，吕祖谦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为什么说吕祖谦在朱子理学体系的构建中，是个深度参与者。

循着吕祖谦《入闽录》日记行程，我们翻过仙霞岭，跨越浙闽山水，去寻找历史回音。

秋天的闽北，煦风和畅。崇阳溪畔的建阳，也许是鸿儒理学滋养，处处散发着千年古邑的儒雅从容。

翻开吕祖谦的《入闽录》最后一页：“初五日，自密庵归五夫。见王春卿光朝。是日早晴，晚雨。初六日后阙。”也就是说，《入闽录》记录到四月初六，吕祖谦在武夷、建阳的行程就断了。所幸的是，《吕祖谦年谱》《朱文公文集》《东莱吕太史别集》等文献资料，详实记录了合编《近思录》的前前后后。

“青山绕蓬庐，白云障幽户”。我们驱车来到建阳崇泰里马伏寒泉坞（今莒口镇马伏），眼前是一座今年开园的寒泉精舍文化园。当地镇干部介绍，文化园遗址修复项目占地41亩，围绕“敬萱孝母、寒泉修心”主题，核心景观是寒泉精舍茅屋，《近思录》为文化园灵魂。

缓缓踱入精舍主屋，左侧墙壁大幅展示《朱吕交游》，吕祖谦的头像十分显眼。右侧满墙《近思之录》，详细解读了成书背景、成书过程。

“他们是胸怀天下、毕生致力于‘兴圣学’的理学泰斗，情深意重、惺惺相惜。”南平市朱子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祝熹研究朱熹几十年，对吕祖谦远道而来与朱熹相聚辑编《近思录》津津乐道。他说，朱、吕研读北宋理学宗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著作，感慨其“广大宏博，若无津涯”，产生了为“穷乡晚进有志于学而无明师良友以先后之者”的共鸣。可以说吕祖谦的到来，成就了《近思录》。

祝熹说，朱、吕的情谊根深蒂固，交情跨越至少三代人。吕祖谦父亲吕大器是朱熹父亲朱松契旧（老朋友），朱、吕绍兴26年（1156）第一次交游，就是在福州的“三山之会”。朱熹修建第三所书院“武夷精舍”，是吕祖谦岳丈韩元吉做的序，还帮助筹了资。到了下一代就更不用说，朱熹谴子朱塾受教于吕祖谦门下，吕还助其婚娶。

朱、吕都是理学先驱程颢、程颐的再传弟子，哲学思想一脉相承。寒泉之会前两年里，两人书信往来不绝，互相“砥砺理学之剑”。

比如，乾道九年（1173），从正月开始，朱熹频频致书吕祖谦，代为搜集周敦颐、二程、永嘉诸人事迹和作品；这年，吕祖谦刊印张载《横渠集》，朱熹提示得按“蜀本”增加内容；12月，吕祖谦答应为朱熹学术著作《伊洛渊源录》作序，并向汪应辰、浙东名儒借书；淳熙元年（1174），朱熹寄来《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草稿请教......

朱吕就理学问题的切磋交流，使得吕祖谦深度参与朱熹著作的编刊过程。这些基础文献整理，使他们对理学进行了系统总结和全面反思。

吕祖谦出身显赫，家学稽诸“中原文献之传”，有“四方之士争趋之”的美誉。《朱熹的思维世界》作者、美籍著名史学家田浩说，吕祖谦是1170年代当之无愧的道学领袖。

祝熹说，吕祖谦入闽之行，在当时是引起轰动的。两人合编《近思录》，成就不世之功。至于谁先谁后，那是后人的争辩。两位大儒在世时，为学术争得面红耳赤，但私底下是玩得“很哈”的好兄弟。

历史上，关于《近思录》著述者，吕氏时被抹煞。元明以后，因朱熹在思想学术上独特地位及影响，不少书目、刊本多单题朱熹，而无吕祖谦之名。如汤显祖重编该书直称“朱子近思录”。四库馆臣在《提要》中曾斥：“后来讲学家力争门户”之偏见，认为“没祖谦之名，非其实也”。

《吕祖谦年谱》作者、广西师范大学教授杜海军说，看《近思录》的“哲学之轮廓”，要重述《近思录》的编纂历史。全书14卷从大的方面看其实分作两部分：第一卷为第一部分，讲本体论；其他十三卷讲学习、立身处世的方法等。第一部分是否入编，朱熹与吕祖谦是有着根本分歧的，朱熹不主张入编。吕祖谦却坚持入编：“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义，有所向望而已。”也就是主张要给后进指出努力的大方向。在吕祖谦的坚持下，朱熹只好作罢。如果没有“本体论”部分，《近思录》的理学史价值会大打折扣。

史籍专家虞万里曾专门撰文，讲述了吕祖谦在《近思录》编撰中起的作用。比如，吕氏推崇伊川《易传》，谓其书“理到语精，平易的当，立言无毫发遗恨”，因而“多劝人看《易传》”。而朱熹则坚持《易》本为卜筮之用。因吕祖谦坚持，《近思录》辑自程氏《易传》者竟有106条，占全书总条17%,充分说明吕氏在《近思录》中体现的思想与所起的作用。

《近思录》是一部影响我国八百余年士子思想的理学大纲。作为理学“入德之门、进学之阶”，流传极广且影响深远，堪称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重要经典。

朱、吕二人继承了古人“述而不作”的传统，不是新起炉灶撰述论列，而是完全采取前人的论述分门别类予以条列。他们从本体论、方法论、立身处世、辨异端等方面，为理学思想体系初步确立了范围及基础，由此确立了理学的话语模式和理论体系。

“近思”二字取自《论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在朱熹看来，《近思录》是通往“六经”的阶梯，但该著作能成为代表元明清三代主流哲学思想的经典，估计朱、吕两位理学大师远没想到。

朱、吕合编《近思录》，从《二程文集》《程氏易传》等14种著作中选辑而出622条，分为14卷。在淳熙二年5月5日朱熹作序之时，《近思录》实际上只存在所圈定好的条目，还未抄撮成书。他们旬日间形成初稿后，直至同年八月，两人书函往来仍继续讨论增删事宜。到了年底，朱熹致信吕祖谦“《近思》刻板甚善”，付梓刊行。

《近思录》就其实际的流传及影响而言，具有文化原典的意义，相比于先秦经典也毫不逊色。南宋学者叶采已推崇其为“我宋之一经”。清代曾国藩曾奉《近思录》为修身进学之本，终身励学不辍。梁启超将《近思录》列入国学入门书目，认为“读此书可见程朱一派之理学其内容如何”。钱穆推荐“中国有关人生修养的”“人人必读的”七部书，《近思录》为其中之一，并说“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近思录》”。

史料记载：此书方始编定，即十百相传，旋乃锓诸梨枣，化身千百。宋元之际，几至士子无人不读。异地相求不得，书坊乘机射利，遂乃辗转翻刻。

朱、吕合编《近思录》，终成传奇！

穿梭古今，对话先贤。重走理学路，犹如开了一扇门，让我们近距离“接触”朱熹、吕祖谦。

站在寒泉精舍茅屋前，眼前仿佛闪烁800多年前的一幕幕场景。我看见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两位“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儒走到了一起。时而激烈辩论、不可开交，时而谈笑风生、推杯换盏。

仿佛看见，中国“理学大厦”，就在这“寒泉坞”的天湖之畔，完成奠基。

先哲，传播文化，传承历史。而那些书写历史的人，也为后人永远铭记。

沧桑巨变，大道如砥。笔者突然如释重负，原先传闻中闽地独尊朱子的担忧瞬间消失。

在这里，我们握手朱子当代后学祝熹们，品茗追思，开怀畅谈。惊喜看到了当代儒者的坦荡，真切感受到了客地他乡的温暖。

而这，足以告慰，大儒吕祖谦的一世清风。（朱跃军、李增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