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千里“南宋理学路”｜五夫里：朱吕之情山高水长

鸟瞰紫阳楼 何华挺摄

中国发展网讯 南宋乾淳年间，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南宋理学家们在浙闽赣间穿梭往来、论学问道，隐约闪现出一条连贯千里的“南宋理学之路”。淳熙二年（1175）春夏之交，吕祖谦入闽访朱熹，过三衢，游五夫里，合编理学巨著《近思录》，主持“鹅湖之会”……

这条理学路，赋予山峦水色新的生命，熠熠生光，弥久不衰，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笔丰富可观的遗产。

这趟载入中国思想史的风雨行程，有《入闽录》为记。800多年后，我们读吕祖谦《入闽录》，重走这条“南宋理学之路”。追寻先贤踪迹，探访浙学渊源，体察理学体系构建中浙学的贡献。

福建五夫，仙洲山风光旖旎，昼寒亭幽然伫立，潭溪水声叮咚。

潭溪之侧，巨大的朱熹雕像，手抚长须，含笑而立，一如800多年前的那个夏天，他在此等候远道而来的挚友。淳熙二年（1175），婺学领袖吕祖谦从浙江金华出发，过清溪渡口，经仙霞古道，翻越拱辰山，再沿潭溪而下，一路风尘仆仆，迤逦而来。在潭溪与籍溪交汇的入口，吕祖谦终于见到了久别的朋友。

五夫之会，两位先贤的友情再一次在交游中升华，学术思想在交流中碰撞。

“四月初一日……至五夫。访朱元晦，馆于书室。是日晴。”捧读吕祖谦的《入闽录》，我们来到武夷山下的五夫里。

五夫里，位于闽浙赣三省交界的武夷山东南。这里物产丰饶，群贤荟萃，自古有“邹鲁渊源”之美称，到了宋代更是达到鼎盛时期。

在朱熹故居紫阳楼前，半亩方塘波光粼粼、清可见底，跨过古朴的大门，“理学正宗”的牌匾赫然在目。

这里是朱熹的故居，他在此度过了数十个春秋。绍兴十三年（1143）暮春，朱熹父亲朱松病逝，临终前将家事托付给五夫里的好友刘子羽。刘子羽不负好友重托，在潭溪岸边修建了五间瓦房，并置半亩池塘、一块菜地以供好友遗孤居住。年仅14岁的朱熹奉母祝夫人，携妹朱心来到此间。为不忘故乡徽州婺源紫阳山，他将居所取名“紫阳楼”，将厅堂左室命名“韦斋”，取怀念其父朱松之意，右室为“晦堂”。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吕祖谦裹着一身明亮的光影从潭溪的潋滟水光中走来，朱熹十分高兴，热情地在紫阳楼为他接风洗尘。摇曳的烛光下，两位好友把酒言欢，执手互道契阔，往事历历涌上心头。

对于福建，吕祖谦无疑是有深厚感情的。少年时，他随父在闽，19岁时因缘际会认识了朱熹。从此，二人书信不断，互相警励，结为终身挚友，成为一对相爱相杀的“理学CP”。

昏黄的烛光中，两位老友聊起了家世羁縻。吕祖谦的家庭生活非常不幸。短短几年间，他父母相继离世，两任妻子先他而去，儿子也不幸夭折。乾道八年（1172），闻吕祖谦父亲病故，朱熹前后作三书吊问，其一云：“熹贫寠之甚，不能致一奠之礼，又以地远，不得伏哭柩前，楚怆之怀，无以自见，奈何！” 对好友的多次致书吊问，吕祖谦一直心存感激。

他们聊到了朱熹的长子朱塾。朱塾幼时聪颖，长大后，按他父亲的话说“懒惰之甚”。为此，朱熹把朱塾送到吕祖谦门下学习，并叮嘱他“事师如事父，凡事咨而后行。”吕祖谦对朱塾的要求十分严格，并量身为其“立定课程”，感慨道：“两年来，朱塾在金华勤学苦读，学业进步很大。”

在五夫里，朱熹为吕祖谦引见了刘充甫、刘平甫、范暄等当地名士，并带着吕祖谦逛刘氏庄园，看潭溪水色，览屏山风光。

当年朱熹老师刘子翚建的橘林、桂岩、宴坐岩、醒心泉、酴醾洞等景点缀着高低错落的亭台楼阁，又正晴川历历，芳草萋萋，吕祖谦饱览后说：“报本堂最壮观秀丽。”他们还登上仙洲山游览密庵，又前往朱熹建造的昼寒亭。黄昏时分，同游者都回返归家，朱熹对吕祖谦说：“我们不妨宿于密庵，枕水听泉，连床论道。”吕祖谦欣然点头。

月光下，水声中，两位老友就着烛光，谈起北宋诸贤，谈起道学艰难，谈起他们共同的老师胡宪。

朱熹与吕祖谦有着“同门之情”。胡宪居崇安籍溪时，不忘好友朱松所托，把毕生所学传授给朱熹，对朱熹的学术生涯影响巨大。后来，吕祖谦师从于汪应辰、胡宪，胡宪为人淡薄、处事温润，他的个人修养，对吕祖谦起了很大的影响。

吕祖谦与朱熹，不仅是生活中的挚友，更是学术上的道友。清代学者黄宗羲说：“朱子生平相切磋得力者，东莱、象山、南轩数人而已”。在现存《晦庵集》中，《答吕伯恭》书信有百余封，在《东莱集》中，《与朱侍讲》也有六十余封。吕祖谦提出的一些真知灼见，极大地促进了他理学体系的日臻成熟与完善。

“乾、淳之间的学术交流，以朱、吕最为频繁。双方书信相通、心灵相通，学术争吵与私人友谊完全统一于道学救世的宏大追求中。两人长达十九年的学术交流，极大地推动了南宋学术的兴盛繁荣。”武夷山市朱子文化研究员杨林川说。

乘兴而归，两人意犹未尽。回到书室后，吕祖谦兴致勃勃地拿出北宋陕西蓝田儒家士大夫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吕大忠兄弟四人制定的《吕氏乡约》和《蓝田吕氏乡仪》，共同探讨印证。这一场景也被记录到《吕祖谦年谱》：“十三日，与朱熹同考《吕氏乡约》《蓝田吕氏乡仪》。”

伴着淅沥沥的小雨，漫步于兴贤古街，穿过镌刻着“崇东首善”“五夫荟萃”等名人手书的石坊门，走进紫阳坊凤凰弄，我们来到了朱子社仓。

“这里原名五夫社仓，朱熹改革了当时朝廷只在州县级以上设置社仓的制度，开赈灾救贫之先河，被誉为‘先儒经济盛迹’。”当地朱子学院研究中心研究员姜立煌介绍，“后人为纪念朱熹以民为本的惠政之德，遂改名为‘朱子社仓’。”

乾道三年 (1167)春夏之交，闽北大涝，继而大旱，粮食欠收。次年青黄不接时，年成荒馑，饥民骚动。崇安知县诸葛延瑞邀请朱熹会同乡里耆老共商救灾事宜。朱熹力劝里中豪富，发家中存粟，以平价赈济灾民，并上书建宁府，申请“仿古法，建社仓以储之”。朱熹的惠民建议得到官府支持，乾道七年八月，五夫社仓建成，百姓拥护，全国争相效仿。朝廷还将朱熹恳请施行的《社仓事目》以《社仓法》颁诏行于诸府州县。

吕祖谦参观社仓时，见朱熹题在米仓壁上的诗“度量无私本至公，寸心贪得意何穷。若教老子庄周见，剖斗除衡付一空”，深为叹服。喟然叹曰：“此周官委积之法，隋唐义廪之制也。然子之谷取之有司，而诸公之贤不易遭也。吾将归而属诸乡人士友，相与纠合而经营之，使闾里有赈恤之储，而公家无龠合之费，不又愈乎！”

朱熹与吕祖谦，除了在学术上互相砥砺，他们还同怀匡扶社稷之心，共抱济世安民之志。

吕祖谦并非不问世事的书生，他体恤民情，有着一腔热血与政治抱负。他曾多次力劝朱熹任职，多从国家利益考虑。他在任上时，不管是京都的秘书省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等职，都想着如何进尽忠言，打动君心。他敢说他人不敢之事，坚信要以身作则、明理躬行。他还修订完善了《吕氏官箴》，认为“清、慎、勤”是“所以持身矣”的为官之本，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专家刘玉民教授认为，吕祖谦入闽，使道学交流热潮从闽学与湘学交流开始转向到闽学与婺学、陆学、浙东学之交流，可称之为“南宋道学东移”，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山中清风微微起，多少传奇烟雨中。吕祖谦携着“浙学”的灯火，在五夫里停留、驻足，山水迢迢又一程。

紫阳楼旁半亩方塘云影徘徊，这方源头活水见证了吕祖谦和朱熹的深情厚谊；曾经双贤携游的密庵，虽然如今已渺不可考，但可以想象他们枕水听泉、连床问道的浪漫风采；古韵悠然的兴贤古街，仿佛能看见吕祖谦和朱熹携手同行的背影。

君子之交淡如水，学术之论合处同。吕祖谦和朱熹的友谊令人羡艳，学术交流的深度和广度让人动容，以民为本的情怀直抵人心。他们那份跨越时空的学术激情，如高山不语、静水流深，似霁月光风、沧笙踏歌。（胡清波、任广明）

朱子社仓 于崇高摄

朱子社仓 何华挺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