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放弃美国终身教授的“铁饭碗”，扎根张江，只为让“芯”火燎原

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30年来，浦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从江畔烂泥渡路到国际金融城，从阡陌农田到一流张江科学城，平地里长出陆家嘴的“上海高度”，芦苇滩跑出特斯拉的“上海速度”，一网通办织出服务企业的“上海温度”。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在新的历史结点上，三十而立的浦东又将如何勇担使命再出发？

我们从30位财经人物和他们所代表的机构身上去寻找答案，记录“浦东现象”、总结“浦东经验”，感受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打创新牌的“浦东精神”内核。

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特别节目——《乘风破浪——浦东30年，财经30人》大型人物访谈。30场对话畅叙30年家国情怀，看上海浦东，如何再造一个新未来！

戴伟民 让“芯”火燎原的中国半导体IP第一人

戴伟民，芯原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董事长。2001年，他放弃美国加州大学终身教授的铁饭碗归国创业，扎根浦东张江，专注于芯片设计标准单元库的研发。十九年磨一剑，成就了中国半导体IP第一股。在全球前10半导体IP厂商榜单上，大陆企业只此一家。

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绝大部分芯片高度依赖海外IP授权的现实，自主可控的IP，是中国改变“缺芯”状况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戴伟民对于解决芯片国产化的努力，19年来一直在继续。

产业集聚 扎根张江“烧砖盖楼”

第一财经： 戴总，是什么原因让您选择回国创业？

戴伟民： 1998年，我在美国加州大学做终身教授，上海召开中国半导体的研讨会，我作为专家被邀请来参加，共同讨论我们要不要成立中芯国际，在张江发展半导体产业。这次会议我感觉到这一波半导体是非常扎实的，让我下决心回来加入到这个浪潮中来。但是大家知道，在美国有两个铁饭碗：大法官和终身教授，总统有任期，CEO随时可以被开除，要放弃终身教授是个很大的事情！没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很难下这个决心。

2000年8月，芯片制造企业中芯国际在上海浦东张江破土动工。然而，因为国内产业基础薄弱以及国际出口管制的影响，中芯国际并没有设计芯片最基础的标准单元库，这对于芯片制造企业来说是致命的障碍。为了解决国内芯片代工企业所遭遇的知识产权困境，戴伟民最终决定回上海创立芯原。

第一财经： 您是2001年到的浦东，当时对浦东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为什么选择留在浦东？

戴伟民： 来的时候中芯国际还在挖地基。那时候我们就意识到设计的问题，你盖好厂做制造，没有人设计不行。而设计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基本的单元库，好比盖房子，我们就从烧砖开始，一步步从砖块到厨房、洗手间、客厅模块，然后再到自己盖房子，从盖小房子到盖楼房……现在回忆起来，张江三十年，我们参与了十九年。

第一财经： 张江有哪些独特的氛围让您印象深刻？

戴伟民： 全国有很多园区，但不是说只要把那些楼房填满就好，产业的群聚效应非常重要，张江半导体企业很集中，有利于全产链的融合，有人说张江可以把整个科创板给填满。当然我选上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出生在上海，对于上海有特别的感情。第二点，我觉得上海政府守信用，一旦许诺，会严格执行，上海居民也比较守规矩。第三，国际化，每次国外客户来访问，带他到外滩吃个饭，能给大家一个国际化城市的印象。

制度红利 酝酿IP第一股

依靠30人团队起步，戴伟民在张江走过了十九年的“芯”路历程。如今，张江成为中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园，而芯原也成长为在中国和美国建立起6个设计研发中心、全球员工超过1000的巨人。2020年8月，芯原作为国内IP第一股登陆科创板。

第一财经： 2020年对于芯原来说是突破成长的一年，因为登陆了科创板。对于科创板的制度创新，您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感受？

戴伟民： 我们以前是瞄准纳斯达克去的，当时纳斯达克路演已经全部完成了，但正好遇到科创板开板，我们就回来了。之前A股一定要盈利多少年才能上，上了以后还要保证盈利多少年，高科技公司很难，需要资金的时候不一定是盈利的时候，像纳斯达克这些上市公司，绝大部分在上市前一年是不盈利的。所以没有科创板，芯原是不可能在国内上市的。以前的制度下不可能有芯原这样的公司。

第一财经： 给予企业的支持政策上，有没有一些细节可以跟我们分享？

戴伟民： 比如说我们期权的问题，以前上市持有期权的股东不能超过200人，现在放宽了。我们本来是国外的企业，要变成国内公司，变更过程中有很多很繁琐的地方，政策的支持对我们加快上市进程非常重要。国际形势经常变化，稍微晚几个星期可能就完全不一样，对估值会有很大影响。

第一财经： 作为科创板上市企业，怎么看待目前科创板芯片类公司的估值问题？

戴伟民： 泡沫其实是有的，我们喝啤酒都需要点泡沫，但全是泡沫不行。实际上很多伟大的企业是在泡沫时代产生，当然也会死掉一批。科创板总的来说是健康的。实际上是看需求，我们有进口替代的刚需。现在很多行业过剩，只有我们这个行业奇缺。因为我们大部分是进口的，进口芯片比粮食、石油还多，大概15%可以自己供自己，只要你有能力做出来，国内有很大市场，所以这个情况下这一点泡沫问题不大。

搭建中外桥梁 曲线进口替代

半导体IP是指集成电路设计中预先设计、验证好的功能模块，由于其高技术密度、集中的知识产权和昂贵的商业价值，处于产业链的顶端，呈现出高度集中的趋势，美国和英国企业处于主导地位。诞生于1990年的ARM成为先行者，独占超过全球40%的市场，新思科技和铿腾电子分列二三，合计占据超过24%的份额。中国半导体IP市场起步较晚，但种类较为齐备，芯原股份的IP涵盖了图形、视频、数字信号、神经网络处理等范围，在物联网平台、汽车电子、人工智能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戴伟民： 做芯片设计就像盖楼，就是用一个个模块搭起整个大楼，这种模块就叫IP。小的IP是砖头，大的IP就是厨房、洗手间、客厅。做模块来说，我们排名世界第七，但是我们模块的种类比前六还多。

第一财经： IP这块大家对于芯原已经有了理解。我们除了做模块，也在盖房子，这个怎么理解？

戴伟民： 我们也在做芯片，一年可能要做四五十颗芯片。我们设计企业有两个业务，一个是给你IP，我给你厨房、洗手间、客厅，你自己盖房子，而有的时候，客户既用你的IP，又叫你盖房子，甚至让你软装都做了，连软件都写好，一站式服务。譬如说一些美国的大公司，以前我们把我们的客厅给他，他加上他的厨房，盖好房子以后卖到中国，现在他们也担心有一天不能卖到中国。那他想要么他们把他的厨房给我们，我们结合我们的客厅，我们盖房子，负责卖到中国。与其不能卖房子，卖厨房也好，至少还在中国有市场。这是不是进口替代呢？我觉得这也是进口替代。

第一财经： 所以站在您的角度，对于我们说的进口替代这样一个大趋势，是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戴伟民： 不能说所有的IP都是国产的，有的时候暂时还不能替代。国外的公司需要中国的市场，中国的公司也需要国外的技术，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脱钩。所以这个情况下，像芯原这样的公司可以做桥梁。充当桥梁作用实际上是我们新的机会，以前人家不会把厨房给你，只会把房子卖过来对吧？对芯原来讲，这是危带来的机。但是这个情况有一个前提就是，我盖出房子不能比他差。如果他给我好好的厨房，我盖出比较差的房子就不能取代它。因为这么多年积累到的能力，今天我们才能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在进口替代浪潮下，我们今后有很大空间。

坚守服务角色 构筑“芯”生态

芯原股份主要有两大业务，一块是半导体IP授权业务，收入来自收取授权费和根据客户使用公司IP设计完成的相应产品销售情况而收取的特许权使用费。另一块则是外包性质的芯片定制业务。作为中立设计服务公司的身份，芯原成为中国唯一一家与包括中芯国际、华虹宏力、IBM、台积电等在内的几乎全球所有晶圆厂全面合作的公司。

戴伟民： 有的公司做通用，我们做专用。如果我自己设计一款西装，放在专卖店，那就是我的品牌，那是产品。如果一个裁缝根据你的身材，帮你选择面料，量身做一套衣服，这叫定制。芯原实际上是帮人家定制的。北斗我们做了十年，一代二代三代，但是看不到芯原的品牌，因为我们是帮人家定制，最后出来是别人的产品。要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诱惑。很多公司先做服务，一看到机会好了，转身就变产品公司。我们一直的坚持就是不能自己做产品，服务就是服务，产品就是产品。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幕后英雄，隐形冠军的心态很好。

第一财经： 对于您所在的行业来说，定制和做产品哪个更有发展空间？

戴伟民： 我认为第一境界是做产品，较高境界做服务和平台，再高境界是做生态。我一直相信平台和服务比产品要高一些。在我们的平台上，我提供IP，提供服务，企业就不要养这么多人。我们说我们是芯片界的药明康德。药明康德不做药，但是做新药的公司一定要依靠他的平台，因为不需要每研发一次新药都去重复搞那些基础的东西。但是，我们更大的目标，是希望再上一个台阶做生态，能够服务整个产业。

上世纪80至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以芯片设计、封装、制造环节由一家芯片厂完成的日本模式开始没落。与此同时，台湾半导体崛起，台积电为首的厂商承接了制造环节工作，而高通、英伟达等大型公司则专注于设计，促使全球芯片产业链的大分工。随着半导体技术的升级，芯片设计日益复杂，设计环节也开始了角色分工，充当设计服务公司的IP企业，开始构筑设计领域的“芯”生态。

戴伟民： 台积电、中芯国际盖了芯片制造工厂以后，别人就不要盖厂，美国的那些设计公司没有厂了，可以专心做设计，制造环节让别人来完成。下一波，设计公司不要什么都自己做。你做该做的，譬如软件、架构、主要的IP，做能够提升你核心竞争力的事情，如果是通用的，没有必要自己一年四季养一个团队。

第一财经： “芯”生态将是未来行业的下一个引领吗？

戴伟民： 下一代的无制造芯片设计公司是轻设计，不是重设计。但是别人轻是因为我重，因为我投入大量的IP，大量的资金。因为我有了这样设计服务和IP投入，可以让一大堆设计公司轻装上阵。现在中国大概有2000多家设计公司，其实不需要那么多，能不做的尽量不做，这样才可能生存。

第一财经： 我们慢慢地看到了戴总心目中关于芯原发展的图景。您要做一个赋能型的“芯”生态，下一步会尝试在生态圈中做投资吗？

戴伟民： 我觉得应该尝试，因为我们的好处就是天天在看，而且我不和人家竞争，所以我会比人家更早、或者更准地去撒鱼苗。

第一财经： 2020年对于芯片行业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年。2021年您对这个产业会有怎样的期许？

戴伟民： 明年的不确定性应该会少一些，有些事情可能会变好，我相信2021年会更好。当然挑战还在，人就是这样成长的，一步步成长，以后会越来越好。

从“芯”出发，砥砺前行。用戴伟民的话说，“芯芯”之火，可以燎原。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的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喷薄欲出的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的一个婴儿。

中国的“芯”路历程中，因为有诸多芯原这样的公司而变得“驿路梨花处处开”。上海作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的重镇，有着全国最好的集成电路产业基础，在打造自主可控的集成电路产业集群方面，已成为全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排头兵和先行者。在未来的发展中，将引领长三角，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最终“芯”火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