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达良俊：聆听城市中的虫鸣鸟叫

闲暇之余，在公园小径散步，享受树荫下的清凉与耳边的虫鸣伴奏声；周末时分，驻足于滨水空间，欣赏飞鸟轻触水草、滑翔而过的英姿……这是上海城市生态空间带给人们的自然野趣。

生态之美，人人向往；绿色之城，人人期盼。但究竟什么是美，什么是可持续发展的“绿”？在城市生态学者达良俊看来，答案就在身边。

城市不能只是看上去很“绿”

解放周末：城市是人民的城市。新时代推进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要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生态空间是备受瞩目的重要方面。那么，究竟什么是“生态”？

达良俊：曾几何时，人们觉得大量的绿化景观或者美观的自然环境就代表了好的生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城市生活的要求，已从最基本的“易居”向更高层次的“宜居”“安居”转变。相应地，人们对于生态的认知和理解也发生了阶段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我们探索生态的内涵，就是在探索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

着眼未来，不妨先追根溯源，理清思路。1866年，德国博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率先提出了一门“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在英文中叫作Ecology。1895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三好学教授将这个概念译成汉文，即我们现在说的生态学，后经武汉大学张挺教授介绍到我国。

为什么是“生态”二字，这两个字又分别代表了什么？根据我的理解，三好学所说的“生态”具有“生之态”的寓意，强调的是“生”的形态、状态或态势。尽管在《辞源》《辞海》等中未见“生态”一词，但我们可在中国传统经典中寻到它的踪迹。如《易经》中的“天地之大德，生也”，《道德经》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儒家的“生生”思想，其表征的“生生不息”、繁衍不已的寓意，更符合“生”之发展态势。而态即为“態”，“意态也，从心从能”，出自《说文解字》。

鉴于此，我认为的“生态”，既是“生”之存在“状态”，“生”之发展“态势”，更是“生”之人生“态度”。也就是说，在城市这个生态系统中，我们追求的是人类与环境、生物的和谐共生，强调的是其良好的存在状态与美好的发展态势。我们所期盼的，是城市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共同体。

解放周末：对人们来说，身边绿化空间的增多是切实看得见的改变。但对城市而言，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只要“添绿”就够了吗？

达良俊：推进绿化空间建设固然是好事、实事，但城市如何“添绿”，其实很有讲究。纵观当今国内的绿地、林地建设，其中不乏冠以生态之名的技术路径及工程举措，但由于认知和做法上的误区，最终可能是“好心办坏事”，衍生出一些“假生态”“伪生态”产物。

比方说，有的城市在快速追逐“绿量”增长时，未遵循生态规律而建绿造林。远远看去，种下的树种组合非常整齐、好看，但实际上这些组合在自然界中是永远找不到的。这就意味着这片绿林地后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来维持和养护。更重要的是，如果构建的绿林地群落种类单一、结构简单、生物多样性低，自然程度亦不高，且易遭受病虫害侵袭，后期养护就需要依赖大量杀虫剂，进而可能引发周边河道、土壤等生境（注：生物的个体、种群或群落所在的具体地域环境）二次污染的同时，造成昆虫大量受染与死亡。而受染的昆虫及果实等会进一步流入食物链高端，直接危害鸟类等高级消费者的健康与生存。可以预见，最不理想的情况便是绿林地成为有绿无虫、有绿无鸟的“绿色沙漠”。

有种形象的说法叫作“用脚投票”。鸟类是会“用脚投票”的，如果这片林地不适合生存，它们自然会飞走。但植物比较“可怜”，无法自行离开，最终只能以死亡的形态表现出来。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如果城市投入了大量资金与人力，却只是为了看起来更“绿”，而不能真正形成健康、安全的绿林地生态系统，向人们提供高效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优质安全的生态产品，那是得不偿失的。

追求美的前提是对生命有所敬畏

解放周末：美有很多种。但对自然界来说，什么样的“绿”是“好绿”，什么是生态之美，其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达良俊：对。有人觉得整齐划一是美，有人觉得琳琅满目是美，还有人觉得请来最奇特的物种装点就是美……但我们要考虑的是，这些“美”是真实而可持续的吗？

过去，有城市为了营造吸睛景观，特意从国内外引进“珍、奇、特”植物种类，展示奇花异草，让绿林地成为“世界植物园”。但没有考虑的是，跨地带性地引种珍稀濒危物种，甚至采用直接移栽古树巨木的手法，不仅会对原产地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造成破坏，运输过程中也可能造成植株的物理机械损伤，甚至导致部分个体死亡。

也有城市片面追求彩化。比如在以落叶阔叶植物为地带性植被的温带地区，刻意种植低纬度地区的常绿阔叶树种，或是在亚热带地区大力推介温带色叶树种的种植，还有一些地区将高山杜鹃等高山植物引种至低海拔的平原地区。但实际上，此类“跨地带”性种植因违背物种的自然生长规律，不仅无法获得预期中的多彩景象，也是对植物的“虐待”。另有一些城市甚至摆设水泥树、塑料树制造都市“假绿”，用塑料彩花装点城市，来实现所谓的彩化。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这些做法并没有真正营造多彩之美，也没有提升生态学意义上的城市生物多样性。仅仅追求机械的数字满足，而不考虑质量，最终将会形成人力财力的巨大浪费，是一种不可持续的伪生态做法。我想，城市追求美，前提是对生命有所敬畏。

解放周末：长期以来，您都不鼓励“跨地带”种植以及对“珍、奇、特”植物的引种，对本土的物种却情有独钟。这是为什么？

达良俊：当我们来到一座城市或者一个地区，首先想要欣赏的就是那里最具特色的地标，比如一个历史景点或是一栋气势恢宏的建筑。这些是非生命的地标。而城市或地区也可以有生命性地标，生态也能够表征人文环境。

正如我们到了海南就能看到大片椰子林，看到挺拔的胡杨林就知道来到了新疆。我曾在日本学习、工作多年，发现城市中最常出现的植物就是土生土长、具有本土特色的樱花、枫香，青冈、青栲，石栎、乌冈栎，红楠、天竺桂等。可以说，由本土植物和土著动物所表征的城市生命性地标丝毫不逊色于引种物种，我们对此应有更多的文化自信。

解放周末：上海的乡土物种有哪些？

达良俊：有常绿阔叶树种红楠、青冈、青栲、舟山新木姜子，落叶阔叶树种枫香、麻栎、苦楝、黄山栾树等。

几年前，我在华东师大闵行校区的樱桃河中找了一块由建筑垃圾堆砌起来的人工岛，建造了一片近自然森林，所种植的都是上海的乡土种类。经过这些年的自然生长，那里已是一片葱茏，学生们不出校园就能看到最具上海特色的乡土植物。有时，我们的课堂也会“搬”到那里去，让学生能够直观地感受并且学习。现在，闵行校区里可以观察到的鸟类有80多种，我想这片小森林应当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公园的姿态应该是开放的

解放周末：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空间开阔、环境优美的公园成了人们举家游玩的热门地点。从家门口的社区公园，到开阔的郊野公园，都为人们放松身心提供了好去处。城市是否可以依托这些公园，打造自己的生命地标？

达良俊：目前，上海已迈入以“全域休闲”为特征的城市休闲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公众生态休闲游憩需求的日益增长，建设具有上海特色的“公园城市”，已成为体现城市温度、感受高品质城市生活的重要引领窗口。

既是城市生命地标，就应当是结构完整、多样性丰富的。这些公园应该充分考虑土著动物的生存空间，为其提供栖息地，进而成为高生物量、高生态效益的地点。同时，生生不息的地标也应当是可以自更新、自循环及自维持的，做到后期少管护甚至零管护。

此外，重视打造城市绿色生命地标，是解决千城一面、移花接木式绿化模式的珍贵本土文化良方。公园中可适当选用上海海岛及周边区域自然分布的有重要保护价值及高经济价值的植物种类，如常绿阔叶树种的舟山新木姜子、红楠、铁冬青等，落叶阔叶树种的普陀鹅耳枥、香果树、青钱柳、蓝果树、秤锤树、蜡瓣花等分布北界与珍稀孑遗植物。在公园内因地制宜地增加科普内容，科学展示这些植物的保护价值，也能在触发公众对自然生态认知的同时，激发大家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解放周末：您对公园一直较为关注，曾带领团队做过调研，也曾到访过许多国外的公园。作为研究城市生态的学者，您心目中理想的公园是什么样的？

达良俊：早期的城市公园比较强调娱乐和游玩功能，有很多游乐设施，是大家交友的好去处。也有人把公园当作开放的“自习室”，记忆中有许多学生会早早地来到公园晨读、学习。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中可供人们休闲、娱乐、学习的空间越来越多，我们调查发现，公园的利用主体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城市公园在很多时候成了中老年人群的社交、休闲场地。大家在公园里锻炼身体、跳广场舞、下棋、打牌、聊天……乐在其中。也有一部分青年人把公园作为健身场所，活动身心。

今天，城市中的公园种类愈加丰富，既有科教主题公园、纪念公园，又有郊野公园、森林公园，还有街头巷尾的口袋公园。但我想，一个理想的公园也许并不一定需要非常大的规模和高端的设施。它是能够根据人们的需求不断调整、提供更多元服务的绿色生态空间。它的姿态是开放的，能够吸引那些有需要的人，为人们暂时远离城市喧嚣提供一片净土。它也不一定是一个要专门前往的目的地，也许它就在人们通勤的路上，提供了一条绿色而便捷的通道，使得人们可以暂时避开嘈杂的人群和道路上的尾气排放。

另外，这次疫情也启发了我们的思考——城市中大大小小的公园是否也可以承担起一定的防灾、避灾功能？在日本，公园承担着所在区域防火、防震避难的职责，规模大一些的公园内还有存放着救灾物资和设施的仓库，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在家里听到虫鸣鸟叫，是一种幸福

解放周末：您说过，“有虫鸣、有鸟停的‘绿’才是‘好绿’”，指向的是城市生态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吗？

达良俊：生物多样性分为不同层次，微观层面的是基因多样性，随后是物种多样性，再高层次是生态系统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目前人们讨论较多的是物种多样性。人们往往有个误解，认为物种的数量越多，多样性程度就越高。实际上，种类多不意味着质量高。

当我们评价一个城市物种多样性质量的时候，首先看的是土著种类的比例有多高，其次看的是有没有高级消费者。隼这样的猛禽就是我们所说的高级消费者，它的出现意味着区域内形成了一个底子丰厚的大金字塔形食物链营养级结构。这几年，有人看到隼在上海出现了，这就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说明我们“添绿”是有效的。

最近，我在朋友圈里看到有人晒出了斑鸠等在阳台上筑巢繁衍后代的照片，这让我非常欣喜。斑鸠飞来筑巢，反映了城市生态的提升，也反映了市民的心态越来越开放，愿意在阳台上种花种草，为其他生命提供良好的生存空间和环境。人在家里坐着，能够听到虫鸣鸟叫，这就是一种幸福。一座过于寂静的城市，实质上是一种不健康的环境。

解放周末：城市中也有一些不被人们欢迎的“居民”，比如蝙蝠、白蚁等。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人与自然界中生物的关系，如何看待和对待这些闯入家中的“不速之客”？

达良俊：在生态人眼中，各个生态系统都很重要，物种也没有绝对的有害有益之分，关键是看它们最适宜处在哪个位置。我们生活的城市，同样也是其他物种的家园和栖息地，它们的存在也有其意义和作用。如果对待所有“不讨人喜欢”的物种都采取赶尽杀绝、彻底驱逐的做法，很可能会引发严重后果。从生态学理论讲，这会造成城市生态位的空缺，进而让有害的入侵物种乘虚而入。

城市是人类与其它物种共生的家园。对于一些暂时性的困扰，我们可以采取科学的方式对待，有时也需要站在更高的层次去思考。例如，有人觉得蝉鸣惊扰了自己的午睡，不妨关上门窗或是放一些舒缓的音乐，而不是盯着物业喷洒药水，将小区内的鸣蝉一网打尽。夏日蝉鸣是多少人童年的美好记忆啊。蝙蝠和一些鸟类捕食蚊子，蜻蜓则以水中的蚊子幼虫为食，避免人类生活环境中蚊子泛滥。白蚁在自然界中啃噬枯死的树木，有利于树木分解后还原成养分回归自然循环系统，同时也是其他生物的蛋白质来源。正是这些物种占据着生物链的不同节点，守护着生态系统的平衡。

解放周末：物种入侵是许多城市面临的生态问题之一。防治过程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

达良俊：首先要明白的是，外来物种并不等同于入侵物种，不是所有外来的生物都是入侵生物。如果该外来生物不具有入侵性，不成灾，那么大家其实不用非常紧张。

引进物种有风险。有些物种一开始是带着目的被引进的，比如加拿大一枝黄花、互花米草，没想到繁殖能力太强，危害到其他物种的生存。对于这些入侵物种，我们不能盲目治理，而是要找到一把“生生相克”的钥匙，根据其生态习性和动态规律，进行生物防治或者物理防治，不能滥用化学防治。

一堂面向公众的生态教育课

解放周末：这几年，城市滨水空间的开放与河道治理工程，得到了很多市民游客的关注。您对滨水空间水生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有何观察？

达良俊：滨水空间生态和谐，河道告别黑臭、恢复活力，要摆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思维，应以修复生态系统受损的结构、恢复其退化的功能为目标，构建可自循环、具自净力、富有生命力的健康生态系统。

在污染河流水系治理方面，上海已经尝试采用治标治本、具长效性的生态法，通过生物链的重构，对水生生态系统的功能进行近自然型恢复。以乡土水生植物为主，采用“夏季—冬季”季相交替、“挺水—浮水—沉水”层次错落的立体绿化模式，构建生态系统生产者的水生植物群落。在恢复自生水生动物的同时，投放相应比例的其他种类，包括属于初级消费者的滤藻类底栖动物和草食性鱼类，以及作为高级消费者的肉食性鱼类。拥有足够饵食的水体，自然成为都市顶级消费者鸟类觅食的理想场所，由此，完整的“草—鱼—鸟”水生生物链构建形成。同时，上海也着手于硬质驳岸的软化工程，力求恢复河流湖泊的自然形态，滨水绿化的建设能更加有效地招引鸟类，与同为顶级消费者的人类形成独具特色的“草—鱼—鸟+人”城市水生生态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近自然生态恢复的优势不仅体现在治理效果的长效保持上，成本也相当低廉。以华东师范大学丽娃河的污染治理与修复工程为例，包括底泥疏浚，以及水流循环过滤系统、曝气增氧系统、生物栅系统、人工湿地系统和近自然型河流生态修复方法，其中近自然型河流生态修复方法的费用仅占总治理费用的1/20左右。

解放周末：城市水域生态的恢复成果造福人民，市民同样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保护生态环境。您曾作为专家参与了一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这场诉讼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

达良俊：滨水空间生态环境越来越好，生命迹象越来越多，有人就动起了“歪脑筋”，在河道里用电网捕鱼。在被提起诉讼前，这名被告的理解很简单，认为他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就是违规抓了200斤鱼。真的仅此而已吗？

事实上，用电网捕鱼的行为是对生态环境的系统性破坏。除了被捞走的鱼，还有一些被电伤或是被吓跑的鱼，以及受到影响的底栖动物和浮游生物。这些生物的繁殖系统及其种群延续、更新都遭到损害，严重的情况会导致该地区的生态环境难以恢复。因此，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作出的判断，把整个系统受到的损伤考虑在内。被告不仅要对破坏行为进行赔偿，还要为修复工程提供资金。

过去，类似的行为一般会遭到行政处罚，但现在由国家生态环境部和司法部联合整治生态环境损害行为，提出公益诉讼，走向司法判罚，体现我国依法治国的前进步伐。在这起诉讼中，当事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表示过去确实在这方面缺少认识，现在意识到了错误。

人民拥有享受美好生态环境的权利，不能因为个别人的一己私利而破坏大家享有的生态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类似的公益诉讼也是一堂面向公众的生态环境教育课。(吴越)

达良俊

1962年生于上海。上海市城市化生态过程与生态恢复重点实验室主任，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生态学会监事，上海市生态学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林学会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