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凡：应时代之需，培养“全健康”公共卫生人才

新冠肺炎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专家均面临一次“大考”。危机，有危也有机，公共卫生安全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我国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培养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应该怎样发展？未来又该如何向世界输入人才？记者就此专访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上海预防医学会会长、中国-WHO新冠肺炎疫情联合专家考察组成员吴凡教授。

上观新闻：这次疫情是人类面临的全新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对当前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我们怎样看待当前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大背景？

吴凡：疫情发生以来，社会上流传着很多关于中国公共卫生体制的讨论，不过，目前大多数分析停留在表象上，更深层次的背景并没有被人们很好地认识和讨论。

以往有不少研究论文比较中美两国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结论都是美国远远强于中国，但是这些文章都局限于医疗卫生体系内的对比。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仅仅是公共危机的一种，医疗卫生系统仅仅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从此次战“疫”来看，大系统的整体作用远远大于子系统的作用。

事实上，防止传染病危害的决策过程远比治疗疾病的决策过程复杂。治疗疾病的决策基本上是技术型的，控制疫情的决策远远不止是具体技术方法和路径的选择，还需要考虑宏观非技术的策略、措施或手段。正如最近在《自然》杂志发表的一篇综述文章所强调的：这需要整合许多学科，不仅有流行病学，而且还包括社会科学、研发、外交、物流和危机管理。

应急的核心是在非常规情况下对社会资源的调动和配置，考验的是政府准确研判发展态势、快速调整管理结构、组织资源、动员民众的应急响应能力。

我们跟世界卫生组织分享的中国迅速控制疫情的重要经验，我认为首先就是统一、高效的决策指挥系统，其次是依法、科学、精准的控制策略；协调部署医疗资源、保障各类物资供应；充分的社会动员和公众参与等。很明显，对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这同一张“考卷”，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应接不暇”，个别甚至准备“弃考”。所以我们谈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就不能仅仅着眼于医疗卫生体系内部，更应放置于整个大的社会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上观新闻：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新发和输入性传染病不断出现。面对未知的疾病，我们常强调要树立“大公卫”理念。“大公卫”具体是指什么？

吴凡：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此次疫情中，中国的理论和实践为世界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处方”，包括医疗体系的高超水平和医护人员的高度敬业，以及应对复杂困难挑战的高效治理能力等。

面临多重疾病威胁并存、多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公共卫生体系也应该建立从狭义的“疾病预防控制”到广义的“全健康（One Health）卫士”概念。我们可以把“大公卫”理解成“社会为维护公众健康而采取的一切群体性行动”。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点：“维护公众健康”和“群体行动”。例如，对于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关注的不是个体层面的“病”和“治病”的技术，而是聚焦群体层面的“疫”和“成疫”的根源。“大公卫”涵盖了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等所有影响人群健康的领域，因此应该将更多领域的专家纳入进来，包括法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危机管理专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专家、规划师、气象学家、媒体从业者等等。

从这个趋势看，健全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应该从理念到人才进行全方位“升级改造”，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引领全球健康治理。

上观新闻：随着时代的变迁，目前对公共卫生人才的能力要求更高了，复合型人才成为时代之需。复合型公共卫生应急人才怎样培养？

吴凡：从此次疫情来看，培养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人才以及大卫生（大健康/全健康）人才迫在眉睫。国内外也有多位知名专家指出，面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新型病毒疫情，需要更多跨学科研究、新型防疫专家。

以复旦大学为例，发挥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齐全、研究涉足领域广泛的优势，筹备建立“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心”， 中心以上海医学院为依托，包括公共卫生学院、管理学院、社会学院、法学院、新闻学院、哲学学院、大数据研究院等，多学科领域交叉融合开展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探索。同时以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疾控中心和复旦大学浦东卫生发展研究院等为实践基地，进行理论验证和应用研究。

中心还可与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城市合作中心、复旦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等开展国际间比较研究，同步对接国际平台，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分享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中国故事，发挥国际智库作用，提供中国解决方案。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心”纳入“十四五”发展规划建设，目标是逐步建成上海（2021年）、长三角（2022年）和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心(2024年)。希望通过这样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能够造就适应全领域、具备多种岗位胜任力的精英，真正将“健康融入万策”。（顾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