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上大学，国家部委工作30年，如今主政中国最强地级市

据新华网消息，中共中央批准：许昆林同志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常委，蓝绍敏同志不再担任江苏省委常委、委员职务。江苏省委决定：许昆林同志任苏州市委委员、常委、书记，蓝绍敏同志不再担任苏州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许昆林，男，1965年5月生，汉族，福建永春人，中共党员，1984年8月参加工作，大学，经济学学士。现任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

曾任国家计划委收费管理司收费一处处长，国家发展计划委价格司收费管理处处长、价格司副司长，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副司长、价格监督检查司司长、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局长、价格司司长、固定资产投资司司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上海市副市长等职。

2017年3月，许昆林离开了工作30多年的国家部委，从国家发展改革委空降至上海任副市长。

初到上海，这位戴眼镜的新领导给人留下了坦诚直率的印象，有时不拘小节。在会上讲话时，他不像大多数领导那样的语调高亢，而是平缓、低沉。进行外事会见时，有时他与外宾交流了十几分钟后，该说的话说完了，会直接询问外方：“你还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双方就起立，握手，愉快话别。

自到任伊始，许昆林就分管食药监、工商、质监、市场监管、物价等工作。而那一阶段，正值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

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后，浦东新区率先推进工商、质监、食药监三大市场监管力量的整合，即“三合一”改革。从全市看，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市食药监局继续独立运行，但许昆林到沪2个月后，上海就成立了市场监管工作党委，目的在于通过大口党委的方式，更加有效地协调三个局，对三局的整合“迈出半步”，为今后进行更彻底的改革埋下伏笔。

一年后的2018年11月28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建成立，原先三个局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这一改革有利于强化市场监管的效能，形成监管合力。作为分管领导，许市长平稳有序推进了三个局的人员整合、工作职能整合、市场监管改革创新等诸多问题，许多工作都是开创性的。”相关部门知情人士说。

2019年，许的分工增加了商务、外资外贸，因而筹备进口博览会的任务也压在了他的肩头。

近年来，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一直是上海改革的目标所在。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支持下，许昆林参与推进了包括“证照分离”改革，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在内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和贸易体制改革。

如果要问改革成效如何，上海可以拿出颇具含金量的成绩：实到外资不断创历史新高。特别在受疫情冲击的情况下，上海的外资仍然实现逆势增长。上半年，上海实到外资102.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4%；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26家、研发中心10家，累计分别达到746家和471家。

在上海工作期间，许昆林也给同事下属留下了勤奋敬业的印象。2019年春节，上海一家生物医药公司的产品出现问题，引发舆论关注。时值大年初一，他刚下飞机，还没到家，就接到这个消息。他马上购买了最近一班返沪的机票，整个春节都持续加班。

而一年后的2020年春节，疫情暴发，他又为采购口罩、防护服、测温枪等抗疫物资而四处奔忙。

可能由于长期在国家部委工作的经历，他会习惯于站在全国甚至国际角度考虑问题。

分管部门的一位干部说，许市长看到政府文件起草时提出“打造世界一流”“建设亚太领先”等表述，曾委婉提出：国际形势很复杂，我们要努力缩小差距，就别那么高调了吧。

与此同时，当改革步入深水区，地方政府的改革和突破，必然会与现行的规定和流程不符，也就需要与国家部委进行沟通。面对难题，许昆林也展现了担当精神。相关部门的干部回忆说，一次，遇到急迫而又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许昆林提出：“我来签字担责，行不行？”

今年6月，上海市委全会召开。在小组讨论会上，他没有多说分管的工作，而是谈了对上海使命和定位的看法。他说：上海要把握好战略定位，参与全球竞争，必须有舍我其谁的气势和担当。他分析说：遇到问题，不能简单说“不行”，关键是要有更多的智慧，能拿出办法解决，这样才能突破制度性的障碍。

这一席发自肺腑的话，道出了他心底对上海的深深期待。

从2017年3月底至2020年9月底，许昆林在上海工作整整三年半。随着对上海的了解不断加深，他由衷接纳和认同了这座城市。临别之际，他还在推进上海的早餐工程建设，又为上海百姓做了一件实事。

9月27、28日，是许昆林在上海工作的最后两天。胡春华副总理来沪考察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情况，这恰是他分管的领域。28日下午4时，上海市“白玉兰荣誉奖”“上海市荣誉市民”称号颁授仪式举行，许昆林致辞，以上海市副市长身份出席了最后一个活动。

此次赴苏州主政一方，将给许昆林提供更大的平台，而放在长三角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看这个变动，或许更有深意。

关于上海和苏州的关系，苏州民间有一个说法“大树底下的碧螺春”，上海就是大树，苏州就是大树底下的碧螺春。与“大树底下不长草”的“定理”相反，喜阴的碧螺春正好可以在大树底下茁壮成长，双方相得益彰。

作为长三角经济和人口总量第一、第二的城市，上海和苏州“地域相连、人缘相亲、经济相融、文化相通”，从上世纪80年代起，苏州因通过发展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闻名全国，在那次创新中，来自上海的“星期日工程师”们穿梭在苏州的小桥流水中，带去了上海国营大厂和科研院所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成为带动苏州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因。

之后，苏州在上海产业发展的溢出效应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苏州就定下一个基调，上海做的，苏州一般不去做，而苏州要做的，是上海不想做、不便做，或者做起来成本太高的产业。比如，同样是发展信息产业，上海发展软件，苏州就主攻硬件；上海大力发展金融业等第三产业，苏州结合自身特点做起了加工业。看上去是“低姿态”，实际上却落了“真实惠”。这是苏州顺应了市场经济的比较优势规律，实现了在产业、产品研发方面的“错位”，推动了苏州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过程中，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实现更合理分工，凝聚更强大的合力，才能有效促进长三角的高质量发展。拥有国家部委和上海双重工作经验的许昆林显然深谙此道。

15岁上大学

1980年9月，15岁的许昆林到杭州商学院商业企业管理系计划统计专业学习，4年毕业后到了原国家物价局工作，从那时起至2017年3月，许昆林先后在国家物价局、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发改委工作，担任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司司长、固定资产投资司司长、副秘书长等。

2017年3月，许昆林“空降”地方，履新上海市副市长。

十八大后首位直接跨省履新

许昆林是十八大后苏州第五位市委书记，也是首位直接跨省履新的苏州市委书记。

在他之前，蒋宏坤（2009年至2014年）、石泰峰（2014年至2015年）、周乃翔（2016年至2019年）、蓝绍敏（2019年至2020年）先后担任苏州市委书记。

蒋宏坤任苏州市委书记前，是南京市市长。他卸任苏州市委书记后，到了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工作。

石泰峰在担任苏州市委书记前，是江苏省委副书记。他担任了1年半的苏州市委书记，后履新江苏省省长。石泰峰现在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周乃翔在苏州工作多年，历任苏州市长、市委书记，2019年9月，他“仕而优则商”，履新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蓝绍敏在江苏工作多年，他和蒋宏坤一样，也是从南京市市长任上履新苏州市委书记的，今年9月，他刚刚跨省到贵州任省委副书记。

补一句。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规划中提到，规划范围包括包括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全域：

以上海市，江苏省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扬州、镇江、盐城、泰州，浙江省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27个城市为中心区（面积22.5万平方公里），辐射带动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

今年8月20日，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在安徽召开。那次会议对长三角三省一市提出了不少要求，其中一个就是要探索建立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相适应的干部交流机制。

本文来源：天天热点报道，综合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中国新闻网、政知道

延伸阅读：

许昆林何许人？曾先罚三星再罚高通

从重罚三星、高通等企业，掀起反垄断风暴；到临危受命接管价格司，推动输配电价改革分走电网的“奶酪”；再到履新投资司稳住投资压舱石，并升任发改委副秘书长，这位福建籍官员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

掀起反垄断风暴：先罚三星 再罚高通

在中国2008年颁布《反垄断法》时，许多人都认为这可能是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

一方面，据欧美经验来看，从反垄断立法到第一个反垄断案件的间隔时间都在十余年左右；另一方面，虽然有商务部反垄断局和国家工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但中国的反垄断执法案例并不多。

2011年7月，经中央编办批准，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司更名为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编制增长超过一倍，设三个专门从事反价格垄断的处室。许昆林任反垄断局首任局长。这时距离他到任价格监督检查司不到两年。

2011年11月9日，这个反垄断领域的新机构披露了一个其正在调查的反垄断案件，令市场大为震惊。

震惊的第一个理由是此时距离《反垄断法》颁布还不到五年，远低于欧美“十年真空”的平均标准，第二个理由则是调查对象是两家电信巨头：中国电信和 中国联通 。

调查的内容是中国电信以过高价格变相拒绝与中国铁通交易；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实行价格歧视的问题。

据知情人士透露，电信和联通对于这一调查感到惊讶并也有反弹，但最终两家公司分别向国家发展改革委作出承诺，表示将进行整改，消除涉嫌垄断行为的后果。

对于消费者而言，该调查的直接结果就是两家公司提高上网速率，降低单位带宽价格。此外，两家公司间互联互通质量有较大幅度提高。让外界没有想到的是，这只是中国反垄断风暴的前奏。

2013年1月，国家发改委又对境外企业价格垄断开出首张罚单——韩国三星、LG，中国台湾地区奇美、友达等六家国际大型面板生产商，因垄断液晶面板价格，遭到国家发改委经济制裁3.53亿元人民币。

值得注意的是，反垄断案件的调查执法包括：发现线索、调查取证、研究处理、作出处罚等多个阶段，其中调查取证是最关键的，因为有些证据隐藏得比较深，而且涉案企业也会抵制检查，所以怎么能够顺利取到关键证据，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

在上述案件中，国家发改委展现出了令人称道的战术——通过重压下的持续调查，让其中一家企业率先松动，主动到国家发改委担任“污点证人”。在该企业报告了其2001年到2006年间和其他5家液晶面板企业一起参与价格垄断的行为后，案件取得重大突破。

随后从茅台 五粮液 等国内高端白酒企业到雅培、美赞臣等“洋奶粉”；从奔驰奥迪等豪车到12家日本汽车零部件商，伴随着发改委反垄断执法的频频出击，反垄断在中国逐渐从“惊鸿一瞥”演变为执法常态。

作为执法部门的负责人，许昆林和涉案企业的博弈在高通一案中更是显露无遗。

2015年初，国家发改委对高通开出的罚单，这是高通在全球范围内首度遭到真正意义的处罚。而在此之前的十四个月间，许昆林和高通总裁Derek Aberle所分别领衔的团队共进行了九轮“正面交锋”。

在案件执法过程中，一些西方媒体更是以反垄断调查为由唱衰中国投资环境。中国欧盟商会也公开发布声明对中国反垄断部门调查执法程序与公正性提出质疑。

不过这一招似乎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面对外界压力，中国高层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中国反垄断调查依法进行，不针对任何企业。国家发改委也通过增加案件的透明度，获取各方理解。

2014年12月，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一行到访国家发改委。该机构在事后发布声明称，“对国家发展改革委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工作表示赞赏”，“期待相互理解，共同维护公平竞争秩序”。高通最终也表示将向中国官方支付60.88亿元人民币（约合9.75亿美元）的反垄断罚款、拿出系列整改措施，并表示“不会挑战发改委的决定”。

中国反垄断的局面引起外媒关注，路透社曾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反垄断局局长许昆林是个足智多谋、机智精明的人。

罕见兼任两司长：力推PPP项目 推出专项建设基金

2015年年初，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显现。作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固定资产投资前四个月的增速仅为12%，与过去几年动辄20%到30%相比缩水明显。

业内专家表示，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缩水，再加之官方对地方债务的清理和融资平台的管控，导致地方政府目前缺乏推动项目的资金来源。

在这种情况下，许昆林再度走到风口浪尖，成为发改委投资司的新掌门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履新后一段时间，许昆林仍身兼价格司司长一职。

一人兼任两个重要司局负责人的情况在发改委的历史乃至中国各个部委中都并不多见。但许昆林在国家发改委工作期间，却曾三度肩挑两职。

先是兼任反垄断局局长和价格司司长近半年时间，随后他又兼任价格司司长和投资司长二职近十个月时间。在从投资司司长升任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的同时，许昆林仍然继续担任投资司司长近一年时间，直到出任上海市副市长。

在投资司，许昆林很快进入角色，开始在项目与资金之间扮演起红娘的角色。

据知情人士透露，上任伊始，许昆林就动员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官员全体出门“找钱”，他和其他五位官员分别登门拜访了银行、社保基金、保险、信托领域的14家金融机构，就项目资金保障展开沟通。

对于投资，许昆林的态度是理直气壮。他表示，中国还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有很多民生短板，补短板工作量非常大。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两端发力的话，投资是一个最佳的结合点。通过支持转型升级、技术改造，可以提高产品质量，更好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同时，投资也可以带动就业。“所以大家还是要理直气壮抓投资。”

对于投资，许昆林的思路是分类对待。他表示，对纯公益性的投资领域，国家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来完成，收益比较高的主要由社会、市场、民间资本来投入。介于两者之间的“夹心层”，即准公益性和基础性领域，有一定回报但不高，并且需要的资金量很大、周期较长，社会资本一般不太愿意进入，但又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所急需的，是投资领域的一个短板。

为了补足这一短板，国家发改委推出了专项建设基金这一创新举措。具体来说，就是以资本金的形式投入到具体项目。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资本金注入。资本金解决后，商业银行就可以跟贷，有效地促进金融资金流向实体经济。

2015年8月份，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推出了专项建设基金。通过国开行和农发行发行金融债，筹集资金设立专项建设基金。专项建设基金的投向，包括棚户区改造等民生改善工程、重大水利工程等三农建设、轨道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和交通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以及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转型升级等几大领域。专项建设基金对于稳住投资起到了关键作用。

不过要托住投资增速，只靠政府投入显然是不够的。为了拉动民间投资，国家发改委做了两件事。

一件是力推PPP。2015年5月，国家发改委在其官网上开辟项目库，向社会资本“兜售”1.97万亿元投资项目。后来又推出了第二批1488个项目，总投资2.26万亿元。

其间，江苏、安徽、福建、湖北等七省份发改委的官员曾齐赴全国工商联，向现场以及通过电视收看会议的800多家民营企业推销287个PPP项目。国家发改委也和清华大学等一系列机构围绕着PPP展开合作。在多方面努力下，首批项目的签约率明显超过预期。

第二件事就是为民间投资松绑。在投资司任职9个月后，2016年2月，许昆林升任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同时仍然兼任投资司司长。获得新的任命后，和他相关的第一条新闻就是：下一步国家发改委将大力推动解决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方面遭遇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问题。

本文来源：综合天天热点报道、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中国新闻网、政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