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非常时期,各地充分利用制度优势,重组企业产能,满足应急需要,保障医护物资供应。一些原本从事服装、体育用品、食品甚至汽车、电缆等制造的企业,紧急增加或调用生产线,生产口罩、防护服、消毒水等紧缺物资。这对战胜疫情,具有战略性意义。
企业的应急转产所涉及的体制、机制、税制、法制等制度,及其解决触发点定义、上下游响应、物流体系构架、征用和结算制度完善、峰值产能事后消化调整等问题的经验,是此次抗击疫情的宝贵实战经验,会成为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应急转产,也给各地区、各行业的顺势转型,创造了场景,开辟了入口。至少从中可以看到一种象征意义:相当一部分传统产业的旧产能里,潜藏着面向未来的新动能,这个从旧动能出发的新动能,规模大、成长性高、持续性强,可以加载新技术、导入新模式,从而孕育出新产品和新服务。换言之,大部分的新动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从传统、经典、常规动能的“襁褓”中接续和转化出来的。显然,搞“抛弃型转型”要千万慎重,那可能会割断了历史,打散了产业链,从而丢掉了市场。
就看口罩生产这样看似技术含量不高,也算是“红海”的行业,有企业开发出可清洗消毒、可重复使用的产品,性价比、附加值都很高,其加工过程和童装加工“共线”,是典型的柔性“新生产”;物流配送领域的几家头部平台,在此次战“疫”中成为国之重器,让人体验了什么是坚韧的“新交易”;即便是居家就餐,“公筷母匙”也越来越被接受,成为时尚“新生活”。另外,还有在线在网、胜似在场在岗的新型办公,远程教育、共享员工、弹性就业等,都是未来潜在的新机会。
如何对付危机?危转机,化消极为积极,化被动为主动,化腐朽为神奇。如何实现危转机?眼门前要看转产,中长期则要谋转型。
因“转产”而起,因“转型”而兴,可以避免“地方性、特殊性、局部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也就是恩格斯说的“中间性危机”。在非常时期,有关职能部门“宁可过头,不敢不够”,动员企业踩足油门搞转产,甚至直接帮着踩油门、把方向盘,是有必要的。但到了现在,应该把油门啊方向盘啊都还给企业,让企业自主“换挡”。职能部门要做的,就是把道路、加油站、服务区——也就是营商环境建设好,并及时播报天气(产业引导意见),供企业参考。
从“转产”到“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需要做大量的务实创新,比如手续容缺、责任豁免、义务推迟、奖励前置等。这都需要政策制定者走出办公室,深入企业车间,倾听一线的声音。上海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很实在、很生动、很具象。甚至有人表扬,职能部门和我们形成了“统一战线”。真心希望,这样的“统一战线”,不仅是点上的,也是条上的、块上的,是系统性的。
“统一战线”用好了,职能部门的公信力、执行力上去了,政商关系正常了,企业就可以轻装上阵,火力全开。有的国家给中方企业贴上“不可靠的贸易伙伴”的标签,我们要尽早打破它。部门要诚信践诺,提供“绝对便利、相对便宜、本质公平、全面安全”的环境,帮助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一方面运用好“不可抗力”等符合国际惯例的条款,另一方面全力加固、优化在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和价值分配网络中的位势,持续地迭代升级。
从“转产”切换到“转型”,从“救急”切换到“谋远”,企业需要灵活度,行业需要冗余度,地方需要智敏性,国家需要集成性。当中贯穿着一条中国特色的鲜明主线——以新的治理方式,咬合、保障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易方式。这正是我们制度优势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