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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新:企业家没办法培养,是天生的怪物

2014-08-29 23:22     澎湃新闻网

  主讲人:张维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主题: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的转型

  主办:世纪文景

  【编者按】

  企业家能够培养出来吗?在企业成长过程中,政府该做什么?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的核心著作《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理解公司》近日由世纪文景推出最新版。

  7月11日,张维迎在新书发布会演讲中称:“我们没有办法培养企业家,企业家是天生的,他是一种怪物,就跟其他人不一样。”

  在他看来,只有政府给予企业家自由发展的空间,才会有创新型企业诞生。政府扶持对企业来说未必是好事,有可能毁掉一个行业。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整理的张维迎演讲摘录及现场精彩问答:

  我们怎么去培养企业家,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培养企业家,企业家是天生的,他是一种怪物,就跟其他人不一样。他可能很贪婪,也可能为了高尚的目的,为了国家利益办事,但是他就是与众不同。

  政府能做什么?就是创造一个制度环境。这个制度环境是什么?我认为是三方面:第一,自由。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如果没有心里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我不认为能真正地出现创新型的企业家。企业家最初的想法都很古怪,而我们现在一想到很多创新,事先就老想给它设一个框框。大家可以想象,100多年前,发明飞机的时候,政府如果出一个文件监管航空业,我估计人类到现在都坐不成飞机。创新一定是面临不确定的未来,只有人类的心灵自由,才会成为可能。那时候想着在天上飞,这是有风险的,现在一些西方国家想把人类送到太空旅游,在我们国家想都不敢想。现在离地三尺就属于航空管制,好多生产民用飞机的做不起来。自由很重要,我们虽然觉得自由,但我们很不自由,这就是创新出现不了的原因。

  第二,稳定的预期。稳定的预期最重要的是法制,法制一定是保护自由,保护私有产权的,产权的保护也非常重要。

  200年前,亚当•斯密讲,“除了和平、轻赋税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原始的国家发展为最大限度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和平当然很重要,但从历史来看,即使和平都不是必然的,我们知道好多企业在打仗的时候发展非常快,有些人是发的战争财,也有好多人不是的。抗日战争之前,上海好多企业都是那时候发展起来的。

  面临的障碍:经济方面,国有部门太强大,国有企业与公平竞争不相容;政府管制太多;金融不自由;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政治体制方面,司法不独立,权力没有关在笼子里;寻租和腐败。

  企业家的创新与政府的产业政策。中国不少人推崇产业政策,以我的研究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产业政策是成功的。为什么人们还推行产业政策呢?我想只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无知,另一个就是无耻。理论上讲,产业政策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下,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判断未来,我觉得这个是完全错误的,大家想想,坐在办公室的人怎么能比一个企业家更知道什么是未来的产业。看看美国这些年发展的产业,如果单纯由政府批的话,哪一个能出现呢?现在好多产业发展得好,都是政府不懂的时候做起来的,一旦政府觉得懂了,这事可能就麻烦了。

  光伏产业本来是私人做的,一开始发展不错,但政府一旦认为它是战略性产业就会大力支持,各地免税,给各种优惠,到处开花,把这个产业毁了。这是毁掉的一类,还有扼杀掉的一类。20年前,李书福生产汽车,我们的主管部门告诉他生产汽车很复杂,一个民营企业生产汽车不是找死吗?李书福说,给我一个找死的机会好吗?我们有大量的历史经验和理论证据可以证明,产业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

  中国的硬件环境比世界上好多国家都好,比如中国的大学,现在去一个中国的三流大学,那里的教学设施比美国一流大学都好,尤其这几年特别好。但是,我们的软件在什么地方?最重要的是软的制度而不是硬的制度,这是我们必须记住的。我对在座各位的忠告,做什么事一定不能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当然,我知道你会忍不住,因为政府会给你优惠,因为人是贪婪的,政府给我几千万我干嘛不要?但是很可能让你走入歧途。我反对政府给任何企业优惠,从历史来看,企业家就靠自己,该死就死,有本事就存活,这才是经济的活力所在。

  我们政府关注的是什么?是森林的茂盛,而不是树木的死亡,没有树木的死亡,森林不可能茂盛,所以政府不应该对个别企业提供特权,不应该实行歧视性、特权性的政策。我觉得非常遗憾,我们真正要争取的是废除任何特权,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知道中国的体制下一旦你做得好了,你容易变得有特权,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再进一步讲,我们要企业家真正发挥作用,要建立市场经济。只有计划经济是政府建的,没有市场经济是政府建的。政府要做的是扫清市场的障碍,企业家的创新、企业家的精神自然而然就来了。

  中国目前的改革是功利主义的改革。什么意思?经济发展是最大的事,GDP是最大的事,衡量一切事就是是否有利于GDP,有利的就是好的,不利的就是不好的,这是有问题的。这种功利主义的思想不利于我们今天的发展。

  为什么要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有效率,我觉得效率不是他发展的唯一的理由。我们真正认识到自由创新、自由创业、自由交易,都是人的基本权利,不可以轻易剥夺。我们应该由功利主义转向权利优先。人应该有基本的权利,这些权利先于任何的功利,先于任何的利害标准。当然我们涉及物质利益的一些东西可以用功利主义标准,但是涉及基本权利、人权和尊严、不能按功利主义。下一步我们应该改革,真正建立一个市场经济,真正让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的话,要注意这一点。我们的市场不是经济增长的工具,市场是实现人的自由的一种途径。如果我们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市场经济自然会来。

  反之,如果我们的体制不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再多的改革措施都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民营企业对发展经济有利,中关村开辟专区给予优惠政策,过几天,你发现它对发展经济不利,又收回来,作为权利,不管有利没利是不能收回来的,只有在那个情况下我们才能真正地给民营企业家或者每一个人安全感,有了这种安全感我们才会去创新,去发展。

  【现场问答】

  “长期实行混合所有制没法稳定,会引起很多混乱、腐败”

  问:现在反腐的趋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张维迎:反腐肯定会使地方政府很多官员不踏实,发展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没有进行改革。发展不得罪人,改革得罪人,一改革,人家一告你,你就完蛋了,所以大家不会去改革。我们要有更大的战略思考,中国无论是企业家的问题还是政府官员的问题,我们得有一个战略性的思考,怎么解决它,我们不能总在这个包袱下沉甸甸地往前走,那是走不动的。我重复原来说过的一句话,到一定程度时可能得采取一个战略性的思维方式,怎么能让大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抓是抓不过来的,那么多人怎么抓,所以我很担心。

  问:张老师刚才反复说的战略性的方式,您没有明说,是大赦吗?

  张维迎:有条件的规则,全世界都这样,不是我们特殊,所有的国家都出现过这个问题,就是腐败到一定程度我们要找一种新的体制,我们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目的不是为了把腐败分子杀干净,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我仍然认为这种思路值得考虑。

  问:您讲最早的企业家精神是来自于西方的新教徒,他们自然继承了新教的节俭、勤奋这样一些特性,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些企业家的功利主义相当横行,具体讲,政府应该从哪几个方面扭转功利主义横行的情况?

  张维迎:我觉得如果政府不功利主义的话,企业家就不会太功利主义。我讲的功利主义不一定是赚钱就是功利主义,功利主义就是把某一种东西作为目标,所有都围绕这个。改革的思路整体要改变,我们这个国家整体变得不要太功利主义,功利主义会伤害好多社会道德。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社会稳定压倒一切,如果把稳定压倒一切作为一个目标,如果我们不考虑个人的权利,包括宪法赋予他的权利,那这就是功利主义。不考虑个人权利的话,人们得不到公正的对待,这个人的道德就有问题了。这个人有道德的前提是他认为这个社会基本是公正的,如果他认为这个社会本身不公正,你让他有道德都很难。我不是说不可能,但大部分人是很难做到的。我们改革的思路上,本身要做一个改变,不能太功利主义。

  你讲到企业家,我再纠正一下,我并不是说企业家只是西方的一个现象,我刚才讲2000多年前中国就有企业家。当然近代的企业家跟那时候不一样,那时候就是套利,现在有创新。我认为,企业家就是对未知世界进行探索的人,人类之所以能进步,从古到今都有,只是没有像近代表现得这么突出。古代好多企业家精神用于政治了,当官去了。现在社会需要法制环境,公平竞争的环境,这样企业家才会真正去创造财富。

  问:过去十年,您认为是“国进民退”了还是“民进国退”了?

  张维迎:过去十年2003到2012年,国进民退,从投资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人的心。浙江、广东这些地方原来都是拼命发展外资、民营企业,但是几年前他们拼命地招商引资,招谁?引谁?就是引中央的一百几十家大型国有企业。1990年代,大家对国有企业的批评比较多,国有企业负债、亏损,但是过去十年我们都谈的是国有企业是共和国的长子,这种心态的变化也非常大。这是我的一个判断。还有好多指标,煤炭行业,山西好多民营企业被收归国有了。

  问:央企进行混合所有制经营,从我们民营企业来看,这个政策推行这么长时间,央企并没有把真正资源给民企,从民企角度来说,我们本着傍大款的心情去的,我们没有资源,是把我们和他们进行结合。这样一种操作模式下,政策导向会走向哪里?

  张维迎:混合所有制可以作为过渡的方式,不可以作为稳定的制度,全世界的经验都是如此。中国的经验就是,长期实行混合所有制没法稳定,会引起很多混乱、腐败。我理解你的意思,是你们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和国有企业合作,我个人在这方面比较保守,从过去的好多经验来看,除非你有特别的关系、特权,平民百姓得小心,忽悠你进去了,出来就难了,而且比较惨。作为民营企业,靠自己的硬功夫来发展。我不是说所有的动机都不对,1980年代,湖南有一个企业,经营者姓周,他做得很好,政府好多亏损企业都树他为典型,让他帮助解决问题,最后把他拖垮了。经营的风险、体制的风险有很多,你要谨慎。(田春玲)

  (本文根据世纪文景提供的速记整理,感谢主办方对文稿的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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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澎湃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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