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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著名作家刘醒龙:良知是生活的要塞

2014-08-29 22:32     解放日报

  

当刘醒龙和我们谈论其新作《蟠虺》的时候,他谈的,其实是《蟠虺》之外的社会现状、每个人身处这个时代所应有的担当。

  他谈到了常识与真相,如何让生活不被浮华、奢靡的泡沫所遮盖;他谈到了情怀与良知,那是庸常日子里不可或缺的生活要塞。

  于是,《解放周末》与刘醒龙的对话,不再囿于文学的意境,而是更多呈现了作家直指现实的批评力量与深沉思考。

  一部作品如果完全在别人的意料之中,那绝对是莫大的失败

  解放周末:您曾这样比喻说,乡村是素面朝天的,城市是化过妆的。而您的新作《蟠虺》被定义为您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型之作,这是否意味着近年来您对城市的理解更深了,您在逐渐接近城市的真实?

  刘醒龙:我从湖北小城黄州迁徙到武汉已经整整20年了,从三十好几活成五十多岁的“老男人”,这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阶段。20年的时光肯定会在生命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城市生活确实一直在吸引着人们,它太丰富多彩了,具有值得我们为其写作的魅力。城市的文学魅力一直存在,十几年前我就写过几部关于城市的中篇小说,只是晚了一点才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写它。

  我不觉得城市书写和乡村书写有很大的对立。看起来,过去我是选择了书写乡村,实际上我是在选择一种文化情感。乡村不是孤立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城市作为依托而存在的。反过来,在书写城市的时候,也有一个大的背景,那就是乡村。毕竟,城市是从乡村走来的,城市里的人和文化也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如果这样理解的话,一个作家对乡村或城市写作的转换,是很自然的事。

  解放周末:尤其是在当下,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是不是也更加触动了您的现实主义情怀?

  刘醒龙:这是一个原因。但作品风格形成的更重要的因素是写作者在某个时期的文化心理。像《蟠虺》,我写的是湖北省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国宝级青铜重器,这便注定这个故事不会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叙事。

  解放周末:那么,《蟠虺》所代表的文化心理应该与以往不同。因为,评论者众口一词认为,熟悉刘醒龙的读者看到《蟠虺》会感到意外。

  刘醒龙:这种情形确实已经发生。包括一些非常了解我的朋友都很惊讶,他们完全没想到我会有此种文学元素的储备。

  解放周末:您本人似乎很享受这种意外。

  刘醒龙:一部呕心沥血写出来的作品,如果完全在别人的意料之中,那绝对是莫大的失败。只有连最熟悉的人都会对作品表现出意外惊喜,才是一种重要的认可。

  解放周末:这让人联想起您的一个论断——没有挑战的阅读是伪阅读。同理,没有挑战的写作是伪写作?

  刘醒龙:对我来说,写作一定要有挑战性。用相同的方式一而再、再而三地让别人“喜欢”,终将有一天会让人倒胃口。

  从1999年开始,我放弃了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因为当时中短篇小说对我已经缺乏挑战性了。而长篇小说起码从体量上来说就具有天然的挑战性,如果没有足够结实的体能和足够坚韧的心理,就无法耐得住、支撑得住如此宏大的叙事。

  我相信读者会更喜欢《蟠虺》,至少他们能从这部作品中发现,那个叫刘醒龙的家伙,还能写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东西,而不是拾自己的牙慧,没完没了地重复可怜的三板斧。

  叙事是对人心、对人性的丈量

  解放周末:《蟠虺》对您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刘醒龙:主要的挑战还是在叙事上。首先,青铜重器研究是一个门槛很高的专业领域,有关青铜重器的专著,除了专业研究人士,一般人很难读得进去。如果为了解释必要的专业知识,洋洋数万字都在那里“掉书袋”,那谁爱看呢?如何把枯燥的文本叙述得引人入胜,非常有难度。尽管,青铜重器在书中只是一种象征,但必须把它叙述出魅力来,这样的象征才有意义。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叙事是一把尺子。您试图用叙事这把尺子丈量什么?

  刘醒龙:叙事对艺术本身的丈量,可以由评论家、读者去考量。在小说中,叙事是对人心、对人性的丈量。通过一件青铜重器,让人辨别世道真伪。

  事实上,任何故事哪怕精彩到无与伦比也只是载体,关键是看它能否承载一个时代的品格,这关乎一部作品的品质。

  解放周末:您的小说想要承载的是,“为思想和技术都难以解决的困难提供一条情怀之路”。这条情怀之路您是如何定义的?

  刘醒龙:对于小说,我更看重的就是骨子里的情怀。在小说里,情怀是包罗万象的,也可以是一种境界。比如《蟠虺》中曾本之和马跃之这两个人物的设置,体现的就是文学的情怀,也是写作者的情怀,在中国知识界,存在这样一种国之重器式的君子型人物,他们才是中华文化精神真正的脊梁。

  解放周末:评论者颇为看重的一点是,《蟠虺》直指当代知识分子的学术困境和人格困境,是对学术腐败的深刻批判。

  刘醒龙:小说里确实有讲到学术腐败的问题,但这还真的不是我写作的出发点。我对任何腐败都深恶痛绝,解决腐败可以通过司法部门的审判、新闻媒体的监督等。文学则一定要看到腐败背后更为本质的东西。比如,为什么会滋生腐败?如何面对腐败背后文化的腐朽、人心的堕落、灵魂的沉沦?有些人借文化之名,实施的可能是祸国殃民的狼子野心。直接的腐败可能只是“点”上的问题,但是像这样复杂的一系列问题就成为“面”上的问题了。

  解放周末:文化的野心,比利欲熏心更可怕。

  刘醒龙:是的。《蟠虺》反复提到曾侯乙尊盘究竟是由范铸法还是失蜡法制作的问题,我选用这样一个在写作前后都很陌生的学术论争,是寓有深意的。研究古代青铜器制作工艺的专家基本上认定,青铜时代中国的青铜器都是采用范铸法制作的,这在曾侯乙尊盘出土之前是没有异议的。曾侯乙尊盘出土后,其透空蟠虺纹饰之繁复精细,空前绝后,让一些人认为是范铸法难以制作的,于是就提出青铜时代流行于欧洲的失蜡法,由此形成了学术界的两大流派。我想表达的是,有些困局或者困境是由我们自身造成的。这里有一个常识性问题。在延续千年才逐渐形成一整套制造工艺文化、人们普遍使用范铸法制作青铜器的时代,没有任何考古发现支持的失蜡法的提出与响应,何以成为当代考古研究一个时期的主流观点?

  伪文化是比学术腐败更为可怕的问题

  解放周末:您提到了“常识”。而常识的缺失,恰恰是当下社会的一个问题。

  刘醒龙:我认为,许多违背常识的判断,常常来源于近百年来养成的一种文化心理,即习惯于去其他地方寻找我们文明的源头。包括文学,也羞于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里寻找源起,而是习惯于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那里找理由。一个民族的文化要获得世界性影响,一定要靠自身的魅力。通过模仿、通过尽快融入到对方的体系中,可能会赢得眼前的一点点热闹,但是从长久来看,还是自己的东西最靠得住。我写《蟠虺》,在这一点上也是有所考虑的,因为这涉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安全性问题。

  解放周末:正是您所说的,“最终促成《蟠虺》的,是近几年伪文化的盛行而带来的文化安全问题”。

  刘醒龙:伪文化是比学术腐败更为可怕的问题,因为它真正关系到我们国家文明和文化的安全。这时候,文学就应该站出来,作出自己的表达。文学有一种独特的力量,特别是经典作品的力量,可以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这种力量是水滴石穿的。就像我在一本散文集里说的,“一滴水有多深,一滴水有多重,一滴水有多远”。

  解放周末:这首先取决于“一滴水有多真”。

  刘醒龙:对,首先要确保这一滴水是纯净的。假如是一滴脏水,那就该去下水道。

  解放周末:然而,众声喧嚣、人心浮躁之际,难的就是看到真、看到生活的本来。有人评价说,作为新现实主义作家的代表,您“能够避开浮在生活表面的泡沫,取出真相”。您认为自己有这样的本领吗?

  刘醒龙:这是一种过奖,但这确是写作者应该努力的方向。写作一定要避开泡沫,作家一定要找到真相。那些表面上的浮华、奢靡不是文学的选择,文学要看到的一定是表象背后潜藏的那些不为人知的奥秘。

  文学必须有意地去打破生活中的惯性

  解放周末:当各种“快餐文学”、“欲望小说”等奇怪的文字一波波袭来时,文学本身就被某些泡沫所遮盖了。

  刘醒龙:泡沫在任何时候都存在,但它们最终会被时代淹没。泡沫可以吹得很大,越大的泡沫消失得越快。每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泡沫,但泡沫注定成不了精华。

  解放周末:泡沫或是精华,评判的标准是什么?

  刘醒龙:还是时间和历史吧。

  解放周末:文学奖可以作为一种评判标准吗?

  刘醒龙:获奖的作品不一定都是精华,但很可能成为精华。毕竟那是从同时代大量作品当中筛选出来的。

  解放周末:但是,近年来国内文学奖的评选常常会惹出风波,因为公平性与专业性被质疑了。

  刘醒龙:确实是这样。只要是人在操作、不是上帝或神明在操作,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闪失。我个人的感觉是,那些针对文学奖的批评,真正客观的不多,多数是情绪的宣泄。天下的写作者总认为自己的作品是最好的,当然也只能这样认为,否则他(她)就写不下去了。

  不过,当我们真的看到一些泡沫或者垃圾的时候,如果还不指出来,那文学就真的要成为垃圾了。只要有人站出来,指出某些作品是可疑的,我们的文学就还是有希望的。不是有句话叫“爱得越深,恨得越狠”吗?

  人的认知都有惯性,社会生活经常在惯性中不知不觉地犯错。因此,文学必须有意地去打破生活中的惯性,站出来表达异议。

  解放周末:惯性很强大,如何对此保持警惕?

  刘醒龙: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也许这个问题就变得不一样了。比如,很多人认为文学要反映当下,要引领时代的潮头。实际上真是这样吗?论引领潮头,文学拼得过新闻吗?昨天发生的事,文学可能明年才写出来,再加上出版的周期,等到这部作品面世的时候,当时所认为的潮头或许早已退潮了。所以,文学可以站在潮头看过去,也可以退后一步看潮头,后者可能看得更明白、更深刻。

  解放周末:当文学的速度追赶不上当今社会的节奏时,文学的意义更在于它的深度。

  刘醒龙:文学的意义一定在于它的深度,在于它的情怀。这种情怀,首先是人的情怀。一个真正有情怀的人,会把良知放在第一位。如果触及到人格的底线,他们宁可放弃名和利。

  解放周末:有时这种放弃很艰难。

  刘醒龙:其实,坚守和放弃一样难。当你真正放弃的时候,你或许会发现未必那么痛苦,反而可能因此获得内心的安宁。有位文物专家针对电视鉴宝类节目里的专家说:“我们不是一路的。”我对这句话印象非常深刻,觉得这句话特别有品格。

  解放周末:道不同,不相为谋。

  刘醒龙:有人追求真理真相,有人只在乎趣味娱乐。

  月球上没有良知,太阳上也没有良知,有人的地方才有良知

  解放周末:在《蟠虺》中,您写道,“心里一定要留下足够的地方,安排良知”。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给您的获奖作品《天行者》的颁奖词中,提到它“见证着良知和道义在人心中的运行”。“良知”一再被强调,是创作上的巧合,还是您在浓墨重彩地表述自己对于良知的格外看重?

  刘醒龙:这是我在写作中始终坚守的一个底线。离开良知,一切免谈。

  解放周末:良知无价,于是有时竟被视作“不值钱”。

  刘醒龙:良知确实卖不出好价钱,甚至对有些人来讲,倒贴都不要。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有人捍卫良知。良知就是我们生活的要塞,需要严防死守。

  单独地来谈良知是没有意义的,它一定是建立在世俗之上,建立在人和事的真实发生之上。月球上没有良知,太阳上也没有良知,有人的地方才有良知。

  如果我们都是谦谦君子,也没有必要大谈良知。正因为时下世风出现问题,良知经常被遗忘,经常不被人提起,才需要通过文学的方式来提醒人们。这种提醒不是口号式的,而是通过像《蟠虺》中的学者曾本之、马跃之,《天行者》中的民办教师余校长、孙四海、明爱芬,《圣天门口》里的弱女子雪柠、梅外婆这些有血有肉的人来体现,用他们的生存方式、生活选择和情感际遇,来表达良知的存在和价值。

  解放周末:从您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一方面您对现实中的丑陋有着深刻的批判,另一方面您对人性的真善美也从未丧失信心。

  刘醒龙: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还是有底线的。比如我的女儿就很佩服她的班主任。她所在的班级里很多同学的家长都挺有来头,但不管是谁的孩子,只要犯了错,班主任都会公平对待、不留情面地批评。

  解放周末:真实的生活,就是文学作品最可靠的支撑。

  刘醒龙:确实如此。文学和艺术会充分考验一个人的想象力,但最难的并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而是对于生活的想象。这种想象容不得半点虚假,因为你要描写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与此同时,也要感谢生活,因为生活常常在不经意间赐予我们许多苦苦寻求而不得的东西。比如有人做了蝇营狗苟之事,没想到却成全了我的创作素材。

  解放周末:穿透人间百态,文学最终关注的都是世道人心。所以说,“文学史就是一部人类心灵史”。

  刘醒龙:好的作品确实承载了人类心灵的历史。从屈原到李白、杜甫,到鲁迅、巴金……从历史一路延续而来,他们的文学作品,就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心灵史。

  心灵这个东西,很难见诸其他的记载。所以,找寻一个时代的心灵轨迹,最靠得住的方式就是文学。反过来,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明知是劣质的、但依然被疯狂追逐的东西,很可能成为心灵史的反证。

  文学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使命,就是见证一个时代的心灵。有人很悲观,说现在中国人的心像个大染缸,脏得不得了。我想如果他能读一下《天行者》,读一下《蟠虺》,或许就会颠覆这种想法。其实,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心灵是非常纯净、非常美的。中国是普通人的中国,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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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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